毛里求斯于 2018 年制定了国家 AI 战略，成为首个发布此类战略的非洲国家。自那时起，已有十多个非洲国家通过了某种形式的国家 AI 政策。作为一项国家政策规划，AI 战略通常规定了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优先事项和抱负。在大陆层面，非洲联盟也已经通过了一项 AI 战略。
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已经提交了 AI 法律草案，规定了这些国家希望如何治理 AI。摩洛哥、埃及和尼日利亚也已经在酝酿 AI 立法的构想。这一趋势表明，决策者的注意力正在慢慢从对 AI 毫无保留的热情，转向应对和治理 AI 风险。
作为技术法律与政策学者，我们的研究探索了 AI 等新兴技术治理的动态和方法。我们最近的研究探讨了非洲 AI 治理倡议的起源、性质和范围。我们在最近的政策和立法实践中发现了一些共同点。其中一个趋势是非洲国家倾向于采用欧盟（EU）的 AI 监管方式。但这种做法需要受到质疑。
毫无疑问，非洲需要 AI 立法。规范那些对个人权利、社会凝聚力甚至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 AI 系统的开发和使用至关重要。立法还可以创建新的监管机构，来监督 AI 规则或其他相关法律（如数据保护法）的执行。例如，肯尼亚的《AI 法案》就设立了 AI 专员和 AI 咨询委员会，作为该国 AI 系统的监管机构。
但是，将 AI 政策转化为立法的努力需要深思熟虑，原因有二。首先是“法律多、落地少”的隐忧。非洲大陆是否真的需要在前序技术立法很大程度上仍未执行的情况下，再增加一层新的数字法律？许多非洲国家虽然颁布了数据保护法，但尚未设立监督机构，或者已设立的机构缺乏执法资源。在这种环境下为 AI 立法，有可能产生的大多是和之前的战略一样、难以落地的“纸上法案”。
第二个担忧是过度依赖欧洲标准来构建新兴的 AI 法律。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 AI 法案都采用了欧盟的基于风险的评估方法。这涉及根据 AI 系统构成的风险性质进行监管：对构成“不可接受风险”的系统予以完全禁止，而风险较低的系统则必须满足特定合规要求。将这种欧洲标准直接移植到非洲的现实土壤中，极易产生水土不服。
非洲在 AI 立法上面临的“南橘北枳”困境，对全球 AI Agent 生态的本地化落地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当前，AI Agent 正从单一的 API 调用转向复杂的本地化多模态协作，其核心在于对本地数据流、业务场景（如非洲的移动金融 M-Pesa、智慧农业）的深度理解。若直接套用欧盟严苛的“风险分级”框架，势必会抬高初创企业研发 Agent 的合规门槛，扼杀处于萌芽阶段的本土创新。相反，非洲乃至其他新兴市场更需要的是“轻量级沙盒监管”，允许 Agent 在可控范围内进行工具调用与数据交互，既能规避系统性风险，又能为本地 Agent 生态 留出创新空间。AI Agent 的未来不在于绝对的制度合规，而在于如何在本土化合规与技术普惠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